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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反对政府单方解除燃气特许经营权?!

    2016年11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切实加强产权司法保护的意见》(法发【2016】27号),其中第9条特别指出“对因招商引资、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等活动引发的纠纷,要认真审查协议不能履行的原因和违约责任,切实维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对政府违反承诺,特别是仅因政府换届、领导人员更替等原因违约毁约的,要坚决依法支持行政相对人的合理诉求。对确因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或者其他法定事由改变政府承诺的,要依法判令补偿财产损失”。该第9条体现了最高法对PPP项目中政府违约行为的案件审查态度。

  2016年6月初,在由华东政法大学和上海赵洪升律师事务所联合主办的首届PPP项目争端行政诉讼高端论坛中,分别来自最高人民法院、华东政法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浙江工商大学、及上海赵洪升律师事务所的法官、教授及律师就针对PPP项目中行政法及行政诉讼法的适用及完善问题展开了学术讨论,会上赵洪升律师也特别提出了其认为政府换届、领导人员更换可能会引发政府方在PPP项目中的大量违约事件的观点,希望针对该问题相关学者能够深入研究,立法层面上及时予以完善。城镇燃气项目作为起步较早的ppp项目,当前很多地方政府在进行燃气市场整合,这必然引发一系列的政府单方面解除特许经营权案件。

  下面我们就通过一个已发生的燃气特许经营权解除案例来看一下审判实践对这一类案件的处理方向。

  我所就燃气特许经营权纠纷的系列文章前面已经为大家介绍城镇燃气特许经营权的四种争端类型,本篇则为该系列的第五种与城镇燃气特许经营权有关的争端类型,即政府单方收回特许经营权引起的纠纷。

 

 

  争端类型一:政府越权授予特许经营权

  争端类型二:燃气特许经营权重复授权

  争端类型三:特许经营区域界线不清或交叉重叠

  争端类型四:空白特许经营权历史遗留问题

  争端类型五:政府单方收回特许经营权引起的纠纷

 

 

一、典型案例

  案例一

  (一)案件当事人

  上诉人(原审被告):阿克苏市疆南热力有限公司(下称疆南热力公司)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第四冶金建设有限责任公司新疆分公司(下称四冶新疆分公司)

 

  (二)案情简介

  获有集中供热特许经营权的疆南热力公司与四冶新疆分公司签订《阿克苏市市政建设管网工程承包合同》,合同履行中途,政府方单方解除疆南热力公司的特许经营合同、收回特许经营权,导致疆南热力公司未依照前述工程合同约定按时支付工程款,四冶公司遂起诉要求解除双方合同。人民法院判决支持四冶公司的解除请求。

 

  (三)案件争议焦点

  疆南热力公司延迟付款的行为是否成就四冶新疆分公司解除合同的条件?

 

  (四)法院观点

  四冶新疆分公司与疆南热力公司于2012年8月2日签订的《阿克苏市市政建设管网工程承包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规定,应属有效,双方均应按约定履行各自义务。在合同履行过程中,疆南热力公司未按合同约定向四冶新疆分公司履行已建工程的全部付款义务。依照双方合同约定:“因一方违约致使合同不能履行,另一方欲终止或解除合同,应提前十天以书面形式通知对方,方可终止或解除合同,并由违约方承担因此造成的损失等等”,就此,四冶新疆分公司依照双方之约定向疆南热力公司发出合同解除通知书,要求终止双方之间的合同,在期限内疆南热力公司未提出异议,故现四冶新疆分公司要求解除合同符合双方约定及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

 

  案例二

  (一)案件当事人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和田市人民政府(下称和田市政府)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新疆兴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兴源公司)

  被上述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和田天瑞燃气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天瑞公司)

 

  (二)案情简介

  因和田市政府单方解除与兴源公司签订的天然气利用项目合同(涉及项目建设以及特许经营内容),双方分别到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和反诉,政府方请求解除双方合同,兴源公司及其设立的项目公司-天瑞公司请求继续履行合同。本案诉讼程序自2008年12月启动,先后经历了中级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诉讼程序,最终于2014年7月由最高人民法院作出民事裁定,历时长达5年半。尽管历经了长期的民事诉讼程序才由高院判决燃气公司方胜诉,但本案上诉到最高院后的最终结果却是让人意外,原因在于最高院并未对本案事实进行审查,而是直接裁定该案不属于民事诉讼范围,而属于行政诉讼范围,因此裁定撤销原民事判决并驳回双方诉讼请求。

 

  (三)案件争议焦点

  本案应适用民事诉讼程序还是行政诉讼程序?

 

  (四)法院观点

  原审法院观点:

  关于合同性质的问题。

  首先,行政法上的特许经营是一种行政许可。行政许可是指行政主体应行政相对人的申请,通过颁发许可证、执照等形式,依法赋予行政相对人从事某种活动或实施某种行为的权利或资格。2004年7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规定直接涉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等特定活动的可以设定行政许可。第三十七条规定行政机关对行政许可申请进行审查后,除当场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外,应当在法定期限内按照规定程序作出行政许可决定。2004年5月1日起施行的建设部《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第二条规定,城市供水、供气、供热、公共交通、污水处理、垃圾处理等行业,依法实施特许经营的,适用本办法。第八条规定主管部门应当依照招、投标并进行公示的程序选择投资者或经营者。获得特许经营权的企业在特许经营期间存在第十八条规定擅自转让等情形的,主管部门应当依法终止特许经营协议,取消其特许经营权,并可以实施临时接管。

  其次,从本案合同关于和田市政府要协助兴源公司办理城市燃气经营资质、特许经营证的约定及和田市政府如争取到国家投资,则与兴源公司按投资额比例实施股份制,工程施工中由和田市政府负责建立方面的工作及费用的约定表明本案合同与行政法意义上的行政许可尚不一致。双方产生纠纷后,和田市政府亦是按照《合同法》的规定通知兴源公司、天瑞公司解除合同,并不存在撤销其特许经营权的相应的行政决定。其后和田市建设局经和田市政府同意作出了《关于全面接管天瑞公司在和田市天然气供应经营权业务的决定书》,对该公司在和田市济宁的天然气供用气及运行业务的经营权由该局派人员进驻实行全面强制接管,并进而向和田市人民法院申请了诉前财产保全。故,和田市政府就本案纠纷所采取的措施也表明其并未将本案合同作为行政合同对待,本案亦不存在行政法意义上的撤销特许经营权的行为。现双方当事人亦均就本案纠纷提起民事诉讼,本案作为民商事案件审理并无不妥。

 

  最高院观点:

  本院经审理认为,本案所涉《和田市天然气利用项目合同》及其《补充合同》系由和田市政府作为一方当事人根据其行政机关公权力所签订,体现了其依据有关市政公用事业管理法规,对天然气的利用实施特许经营,行使行政职权的行为。虽然兴源公司作为一方当事人的目的在于获取一定经济利益,但案涉合同本身是要对天然气这一公共资源进行开发利用,建设并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从而满足公众利益的需要,体现出政府实施行政管理的公益性目的。另外,案涉合同内容虽然存在对双方权利义务的约定,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双方协商一致的特点,但其中关于特许经营权的授予、经营内容、范围和期限的限定、价格收费标准的确定、设施权属与处置、政府对工程的监管等内容,均体现了政府在合同签订中的特殊地位。本案所涉特许经营权的授予虽属于行政许可行为,但在《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已明确市政公用事业市场化方向,允许并鼓励通过签订合同的形式推进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提供服务的情况下,亦不宜因行政许可系因合同方式取得而否定其行政性质。此外,本案中,和田市政府解除合同的依据以及向和田市建设局出具批复同意其接管兴源公司和天瑞公司天然气运营业务的行为,在性质上应属于行政行为,兴源公司和天瑞公司针对和田市政府解除合同、强行接管其相关财产及经营权而提起本案诉讼,应当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三)项“人民法院受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下列具体行政行为不服提起的诉讼:……(三)认为行政机关侵犯法律规定的经营自主权的;……”规定的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综上所述,本院认为,本案所涉合同以及当事人之间讼争的法律关系虽然存在一定民事因素,但双方并非平等主体之间所形成的民事法律关系,因此本案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案件受理范围,当事人可依据相关行政法规定另行提起行政诉讼。原审法院将此作为民事纠纷予以受理并作出实体判决不当,应予纠正。据此,和田市政府请求解除合同以及要求兴源公司和天瑞公司返还垫款的反诉请求,亦不属于民事案件的受理范围,本案亦不予处理。

 

二、政府单方收回特许经营权的行政执法倾向

  (一)行政执法倾向

  上述案例一是因政府方收回特许经营权的间接导致的特许经营企业与其工程承包商纠纷,案例二则是因政府方因强制收回特许经营权并强制接管而直接产生的政府方与特许经营企业之间的纠纷。城镇燃气特许经营合同的签订是政府方通过与社会资本方签署特许经营协议来帮助其履行行政职能的方法和途径,因此特许经营合同实际是行政职能和民事合同的结合产物。这里所指的行政职能即政府方对特定经营者的特许授权职能,而授权的根本目的在于以低成本、低风险、高效率的方式为广大社会民众提供燃气,如政府部门认为该根本目的无法得到实现时,则可能提前收回授予经营者的特许经营权,终止双方签订的特许经营合同。但政府方收回特许经营权的启动及相关措施应当遵循一定的准则和程序,以尽量避免因收回城镇燃气特许经营权及经营项目而导致过多的纠纷。如因政府方收回时处理不当,导致相关纠纷对广大群众利益产生不利影响,那么政府方的单方收回则是得不偿失的。

  为避免因政府单方收回城镇燃气特许经营权而产生纠纷,或因此使社会公众无法按计划正常使用燃气,需要对政府收回特许经营权的制度要求进行充分理解,并做好相关预防措施。特许经营权的收回实际涉及收回的触发条件、收回的程序、收回后的接管、及对经营者的合理补偿。前述四个方面如任何一方面处理不妥当,都可能直接导致政府方、特许经营方、下游承包商等各方合作主体之间产生纠纷,从而影响整个城镇燃气项目的进展。

  1. 政府单方收回城镇燃气特许经营权的触发条件。首先,政府方应遵守契约精神,严格按照特许经营合同约定履行自身义务,不得因自身负有的行政职能而随意收回特许经营权。政府方的行政职能实际更是其责任和义务,如政府方随意违约造成城镇燃气项目受阻,使国家及社会公众的利益受损,则构成失职。其次,特许经营权收回的触发条件可分类为可归责于燃气特许经营方的条件和不可归责于燃气特许经营方的条件。前者包括特许经营方违法、违约等行为致使合同无法继续履行,以不正当手段取得特区经营项目等;后者包括不可抗力、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法律法规及政策调整等。特许经营权收回的触发条件类别不同,对特许经营者的补偿方案应有所不同。无论触发条件是否可归责于燃气特许经营方,政府在对是否收回特许经营权作出决定时,均应当以社会公众利益为衡量标准。最后,由于法律规定对于政府收回特许经营权的规定比较笼统,政府方及经营方应在特许经营合同中对政府单方收回的条件、程序、补偿等做明确、具体的约定,这样政府方可依照约定履行收回权利,经营方亦可依照约定进行抗辩。

  2. 政府单方收回城镇燃气特许经营权的程序。(一)通知。政府方应向经营者正式通知收回特许经营权的决定、收回原因及收回时间等。(二)协商。通知发出后,双方应就收回特许权后的具体处理事宜进行协商,包括收回项目公司债权债务处理、人员安置、设施移转以及政府后续管理事务。如果双方能够协商一致的,可以签订协议,根据协议规定的程序处理后续事务;如果双方协商不能一致的,政府认为需要,可以强制收回特许经营权。(三)评估。双方应对被收回的城镇燃气项目的人员、资产、债权债务等进行评估,以为双方协商及实际收回、接管时确定具体方案提供参考。(四)收回。双方协商确定或政府单方确定强制收回方案后,按照方案计划有条不紊的进行特许经营项目的收回。(五)接管。特许经营项目收回后,政府可自行接管项目或选择第三方经营者接替,接管应以继续正常运营、不间断为社会公众提供城镇燃气服务为目标进行展开。

  3. 政府单方收回城镇燃气特许经营权后的接管。(一)确定并公告接管的程序、接管主体、接管对象、接管费用承担方、及监督制度等。(二)接管应注意不改变原特许经营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责任等内容。

  4. 政府单方收回城镇燃气特许经营权的补偿。由于社会资本投资城镇燃气项目的根本目的在于其逐利性,而特许经营权的收回会直接阻断该逐利性,从而打击社会资本参与PPP城镇燃气项目的积极性,并可能采取阻挠政府收回的措施。因此,政府在收回特许经营权时,应根据收回情形的不同对社会资本进行公平、合理的补偿,而补偿的具体范围及项目双方可通过特许经营合同进行事先约定,以免出现收回情形时双方发生争议。具体补偿方案,应根据收回是否可归责于特许经营者而区别对待,如可归责于特许经营者,应综合考虑特许经营者的履约情况和造成损失的情况衡量补偿金额。如不可归责于特许经营者,则可在特许经营者的资本投入、预期收益等基础上协商确认补偿金额。

  (二)法院司法裁判观点

  与上述其他燃气特许经营权的争端类型相比,因政府单方收回特许经营权导致的纠纷应该是最难调和的一种争端,因为政府方决定收回授权时,一般都是政府方和燃气企业方之间的矛盾已经变得非常激烈的时候,原特许经营企业与下游建设承包商之间也会随之产生纠纷,且因收回的同时政府方往往需要强制接管,双方的利益矛盾会因此激化。

  对于被取消特许经营权的燃气企业与其工程承包商之间的此类合同纠纷,尽管燃气企业的违约行为是由于政府方收回授权导致,其自身无法控制,但对于其工程承包商来说,工程承包商与政府方之间并无直接合同关系,因此法院在裁判时,仅倾向于审查双方之间的履约及违约事实,案例一属于此类情形。

  对于因收回特许经营权产生的政府方与燃气企业双方之间的纠纷,法院在审理时存在当前法律依据模糊的难题,因此裁判结果的可预测性较差。案件应属于民事案件受案范围还是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目前在实务和理论界还是存在争议。鉴于的政府方的行政优越性存在,双方斗争过程中政府方容易占据主动地位,从这个角度来说似乎使用行政诉讼程序较为公平。但如果从双方纠纷属于违约、合同解除纠纷的角度来看,合同法对于该类纠纷的规定较为完善,民事诉讼程序又更为适合。案例二中,政府方动用了税务稽查、公安介入、建设局强制接管等多种方式支持己方解除协议、收回授权的决定。虽然原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对于政府方有偏颇的各种主张和行为均予以驳斥,但最高院认为该类纠纷应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不予审理。需要注意到最高院在做出该裁定时,行政诉讼法关于解除政府特许经营协议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司法解释还没有发布,能够充分体现最高院将其归为行政诉讼范围的倾向性。

 

三、律师办案应如何应对

 

  对于城镇燃气企业而言,当出现政府单方收回其燃气特许经营权的情形时,燃气企业通常都处于十分被动的局面。从保护城镇燃气企业的角度出发,由于政府有着行使行政权力的天然优势,因此律师建议在不到必要的时候或者准备工作没有做好的情况下暂缓考虑直接通过诉讼的方式解决与政府方的纠纷,且诉讼的目的也需要事先考虑周全。另,从风险预防的角度,城镇燃气企业在与政府方签订特许经营协议时,应详细明确地约定特许经营权收回的条件、程序等条款,尽可能地增加政府不得随意收回特许经营权的限制性条款及违约责任条款,以保障整个协议可以持续有效履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切实加强产权司法保护的意见

法发〔2016〕27号

  产权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石,保护产权是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必然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产权保护工作。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国家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和合法利益,强调要健全以公平为核心原则的产权保护制度,推进产权保护法治化。2016年11月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对完善产权保护制度、推进产权保护法治化有关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为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切实加强产权司法保护,增强人民群众财产财富安全感,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制定如下意见。

  一、坚持产权司法保护的基本原则

  1.坚持平等保护。坚持各种所有制经济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对各类产权主体的诉讼地位和法律适用一视同仁,确保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不可侵犯。注重对非公有制产权的平等保护。妥善审理各类涉外案件,平等保护中外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和实体权益。

  2.坚持全面保护。既要保护物权、债权、股权,也要保护知识产权及其他各种无形财产权。通过刑事、民事、行政等各种审判及执行活动,依法明确产权归属,制裁各类侵犯产权的违法犯罪行为,特别是利用公权力侵犯私有产权的违法犯罪行为。

  3.坚持依法保护。结合各个时期经济发展的形势和政策,准确把握立法精神,严格公正司法,妥善处理涉及产权保护的各类案件。结合案件审判和司法调研,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不断健全,推动完善产权保护制度。

 

  二、准确把握、严格执行产权保护的司法政策

  4.依法惩治各类侵犯产权犯罪,平等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依法惩治侵吞、瓜分、贱卖国有、集体资产的犯罪,促进资产监督管理制度不断健全。加大对非公有财产的刑法保护力度,依法惩治侵犯非公有制企业产权以及侵犯非公有制经济投资者、管理者、从业人员财产权益的犯罪。对非法占有、处置、毁坏财产的,不论是公有财产还是私有财产,均依法及时追缴发还被害人,或者责令退赔。

  5.客观看待企业经营的不规范问题,对定罪依据不足的依法宣告无罪。对改革开放以来各类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因经营不规范所引发的问题,要以历史和发展的眼光客观看待,严格遵循罪刑法定、疑罪从无、从旧兼从轻等原则,依法公正处理。对虽属违法违规、但不构成犯罪,或者罪与非罪不清的,应当宣告无罪。对在生产、经营、融资等活动中的经济行为,除法律、行政法规明确禁止的,不得以犯罪论处。

  6.严格区分经济纠纷与刑事犯罪,坚决防止把经济纠纷当作犯罪处理。充分考虑非公有制经济特点,严格把握刑事犯罪的认定标准,严格区分正当融资与非法集资、合同纠纷与合同诈骗、民营企业参与国有企业兼并重组中涉及的经济纠纷与恶意侵占国有资产等的界限,坚决防止把经济纠纷认定为刑事犯罪,坚决防止利用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对于各类经济纠纷,特别是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之间的纠纷,不论实际损失多大,都要始终坚持依法办案,排除各种干扰,确保公正审判。

  7.依法慎用强制措施和查封、扣押、冻结措施,最大限度降低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不利影响。对涉案企业和人员,应当综合考虑行为性质、危害程度以及配合诉讼的态度等情况,依法慎重决定是否适用强制措施和查封、扣押、冻结措施。在刑事审判中,对已被逮捕的被告人,符合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条件的,应当变更强制措施。在刑事、民事、行政审判中,确需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措施的,除依法需责令关闭的企业外,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为企业预留必要的流动资金和往来账户。不得查封、扣押、冻结与案件无关的财产。

  8.严格规范涉案财产的处置,依法维护涉案企业和人员的合法权益。严格区分违法所得和合法财产,对于经过审理不能确认为违法所得的,不得判决追缴或者责令退赔。严格区分个人财产和企业法人财产,处理股东、企业经营管理者等自然人犯罪不得任意牵连企业法人财产,处理企业犯罪不得任意牵连股东、企业经营管理者个人合法财产。严格区分涉案人员个人财产和家庭成员财产,处理涉案人员犯罪不得牵连其家庭成员合法财产。按照公开公正和规范高效的要求,严格执行、不断完善涉案财物保管、鉴定、估价、拍卖、变卖制度。

  9.依法公正审理行政协议案件,促进法治政府和政务诚信建设。对因招商引资、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等活动引发的纠纷,要认真审查协议不能履行的原因和违约责任,切实维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对政府违反承诺,特别是仅因政府换届、领导人员更替等原因违约毁约的,要坚决依法支持行政相对人的合理诉求。对确因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或者其他法定事由改变政府承诺的,要依法判令补偿财产损失。

  10.依法公正审理财产征收征用案件,维护被征收征用者的合法权益。准确把握立法精神,合理把握征收征用适用的公共利益范围,坚决防止公共利益扩大化。遵循及时合理补偿原则,对土地征收和房屋拆迁补偿标准明显偏低的,要综合运用多种方式进行公平合理补偿,充分保护被征收征用者的合法权益。

  11.依法制裁知识产权违法犯罪,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按照“司法主导、严格保护、分类施策、比例协调”的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基本政策,加大保护力度,推进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积极参与相关法律修订工作,推动完善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制度。适时发布司法解释和指导性案例,通过排除侵权证据妨碍、合理分配当事人的举证责任等途径,依法推进惩罚性赔偿制度的适用。依法审理商标侵权,加强品牌商誉保护。依法审理反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件,破除行业垄断和市场分割。依法惩治知识产权犯罪,加大对链条式、产业化知识产权犯罪惩治力度。

  12.依法处理历史形成的产权申诉案件,坚决落实有错必纠的要求。建立专门工作机制,抓紧甄别纠正一批社会反映强烈的产权纠纷申诉案件。对涉及重大财产处置的产权纠纷申诉案件、民营企业和投资人犯罪的申诉案件,经审查确属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的,依法及时予以纠正并赔偿当事人损失。严格落实司法责任制,对存在违法审判情形的依法依纪严肃追究,同时完善审判管理,从源头上、制度上有效防范冤错案件的发生。

  13.提高审判执行效率,切实防止因诉讼拖延影响企业生产经营。强化审限监管,严格审限延长、扣除、中止等情形的审批,不断提高审限内结案率,切实解决“隐性”超审限问题。持续开展长期未结诉讼案件和久押不决刑事案件专项清理工作,建立定期通报和督办机制。进一步完善繁简分流审判机制,对符合条件的案件依法适用简易程序、速裁程序。加大执行力度,提升执行速度,及时有效维护胜诉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三、加强产权司法保护的机制建设

  14.坚持党的领导,积极参与产权保护协调工作机制。要主动向党委汇报加强产权司法保护的各项工作部署,积极参与党委牵头,人大、政府、司法机关共同参加的产权保护协调工作机制,形成工作合力。认真听取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专家学者的意见建议,加强与工商联、行业协会的沟通,确保产权司法保护各项举措落到实处、收到实效。

  15.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涉产权保护案件审判的专业性和公信力。对法律适用难度较大的涉产权民刑交叉、民行交叉案件,统筹审判资源,组成民刑、民行综合合议庭,确保理清法律关系、准确适用法律。充分发挥北京、上海、广州知识产权法院的示范、引领作用,加快知识产权派出法庭建设,探索设立知识产权上诉法院,完善知识产权审判工作体制机制。推动知识产权民事、行政和刑事案件审判“三合一”,提高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整体效能。落实京津冀知识产权技术类案件集中管辖,合理布局全国法院知识产权案件管辖,提升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水平。

  16.做好司法调研,不断完善产权保护司法政策。推进信息技术与审判业务深度融合,充分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技术,准确研判涉产权案件的审判形势。深入调研涉产权审判执行工作中的疑难问题,及时总结司法审判经验,切实加强产权保护司法政策研究,不断健全产权司法保护规则。通过制定司法解释、发布指导性案例等方式,统一涉产权案件的司法尺度、裁判标准。

  17.强化法治宣传,推动形成保护产权的良好社会氛围。利用裁判文书上网、庭审直播等司法公开平台,结合案件审判,大力宣传党和国家平等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使平等保护、全面保护、依法保护观念深入人心,营造公平、公正、透明、稳定的法治环境。总结宣传一批依法有效保护产权的好做法、好经验、好案例,推动形成保护产权的良好社会氛围。

最高人民法院

2016年11月28日